在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中，很多企业董事长和CEO合二为一，缺乏风险监控。美国公司董事会强调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但他们大都缺乏对金融工具和金融防范风险方面的专业知识
自去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涉及面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3月16日，摩根大通宣布收购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之一贝尔斯登，标志着这家曾有着良好声誉的全美第五大投行成为危机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受害者。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听到、看到关于导致次级危机原因的不同争论和分析，但唯独缺少对在危机中政府、企业、社会、银行、消费者自身能力全面失灵进行反省。
一、 银行管理者领导力的缺失
在竞争激烈的金融行业，领导者首先应该确保企业能够抵御各样的风险，在市场中生存下去。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似乎遗忘了这一点。据统计，2007年40%的次级贷款是被自动授权的，银行贷款申请的审批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周。在这样的标准下，缺少对申请者信用和偿贷能力的评估成为导致次贷危机的直接诱因。
银行高层管理者领导力的缺失还体现在只知道追求企业的最大利润，忽并漠了市场的法则。经纪公司之所以对次级贷申请人审核不严，是因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给他们以极大的利润压力，导致他们急于达成协议，赚取比其他业务更高的按揭业务佣金。在2004年，68%的居民贷款属于按揭类贷款，其中次贷和低价竞标贷款(Alt-A)占到经纪业务总量的42.7%。
金融机构缺少监管和权力制衡是领导者领导力缺乏的又一突出体现。自1990年代美国住房贷款业务兴盛以来，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服务公司在美国迅速扩张，多数公司是以几个经纪人为核心的小企业。由于缺少完善的内部监管制度和权力制衡，这些小企业的经纪人只以佣金为核心战略目标，在融资过程中忽略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可靠性。
上述三个环节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企业领导力的缺位是造成各环节脱钩的根本原因，金融业领导者自身职业道德素质的低下则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深层次内部因素。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
次贷危机的发生与美国企业董事会结构也不无关系。在美国公司治理的模式中，很多企业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合二为一，缺乏风险监控。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强调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导致很多董事特别缺乏对金融工具和金融防范风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非执行董事通常无法有效履行自己的责任，情愿不情愿地允许银行业体系的风险大幅度上升，再加上还经常对首席执行官们的创新行为予以奖励，结果也鼓励了风险的上升。
美国金融机构高盛（Goldman Sachs）在这次危机中表现不俗，抵押贷款的利润大大抵消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投资损失。这里面有制度原因，也有文化原因。高盛长时间实行合伙制，是大家认同的较好的防范风险控制机制之一。合伙制要求对共同利益进行高度的争论、调解和互相监督。尽管高盛已成为上市公司，合伙制文化仍得以保持。高盛公司形成了严格的问责制，同时还提高参与风险控制人士的地位、名誉和奖励回报。
三、美国消费者自律行为的缺失
过去的十年中，美国消费者从骤涨的居民房屋价格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很多投资者赚了很多钱。消费者因此在全国主要城市大量购买房屋，到银行贷到大笔款项，低买高卖，在运作过程中缺少原则，缺乏自律，头脑发胀，缺少驾驭欲望膨胀的能力。美国房屋拥有率从1994年的64%上升到2004年的69.2%，达到历史最高值。美国FreddieMac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9.7%次级贷款是为了购房，其余贷款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重新融资，或是为了以房产为抵押扩大消费信贷。”这些都说明消费者贷款的动力来源于对拥有大量房产短期迅速升值的预期，同时又缺少对风险的理性预期和抵御能力，进而在经济上不能按期偿贷，导致整个次贷危机的愈演愈烈。
高达70%的提前还贷记录说明，不少贷款者在申请贷款时存在造假行为。在美国，很多消费者重新申请贷款，一方面减少了他们自己的还贷负担，另一方面，很多消费者从新的贷款和融资中获得巨额的美元现金，却去用于个人消费，或支付家庭中其他费用，如孩子的教育经费、创业投资基金、购买家庭消费品和私用汽车等等。这种二次、三次贷款和融资的便利以及银行制度的缺乏，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是其经济增长的 动力源 ，占美国全国GDP的66%—70%。但其负效应是把一批低收入、无固定工作、信用信誉很差的消费者拉进借贷者行列，加剧了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程度。
四、美国政府领导力的缺失
作为监管部门，严密的监控和及时的干预是其领导职能的重要部分。但美联储在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之前和初期，缺少应急的干预和控制手段，纵容了危机的不断深化。
政府监控的失灵，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监管人员对新一代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缺乏了解，以数学模型和公式为基础的新一代金融衍生产品并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系统监控和监督，结果在市场上的流通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风险。复杂的金融模型在危机中导致贷款风险外溢到整个金融行业，而在危机爆发以前并没有引起监管者的注意。作为监管机构，是否能够预测可能的突发事件，并在事件发生后快速反应，是体现政府领导力的核心。但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没有从美国监管机构的行为中看到这一点。
美国政府对银行准备金降低的政策也多多少少鼓励了银行贷款行为的随意性，银行因此在贷款过程中降低了标准。2001—2002年互联网危机发生后，为刺激经济，美联储连续降息，从6%降到1.24%。迅速降低的利率对于消费者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002年购房者在房屋贷款利息上节约了近5成，导致更多的消费者冲进银行去申请第二、第三次房屋抵押贷款，使已经高得离谱的居民住房价格继续走高。
五、媒体、公众领导力的缺失
由于新金融衍生品本身的特殊性和专业性，美国公众缺乏认识，报纸和公共舆论也很少能对金融产品和次级贷款提出理性、客观、公正或独立的批评和见解。自“9·11”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抵押贷款业务被美国媒体称为创新产品而宣传得铺天盖地。媒体监督的缺位让消费者没有得到足够的警示，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在广告鼓吹下，整个金融和房屋贷款市场进入一种非理性过热状态，房价持续涨高，为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
在美国同时出现了很多不够负责任的舆论导向，一味鼓吹老百姓一定要拥有房屋产权，同时打击那些租房的另类人士。舆论的失衡加剧了次级贷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媒体宣传营造出美国社会群体性对房屋所有权的狂热，太多的美国人开始从众，绝对相信房地产投资是一个持续升值的、没有风险的投资渠道。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同时也造就出一批从事该行业的房屋经纪人。以加州为例，据统计，政府共颁发了50万个房地产经纪执照，相当于每52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房屋经纪人成为一个可以很快赚钱的职业，舆论导向影响了消费者心理和投资决策的判断力。
对中国的启示
次贷危机现在被称作自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正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中国的监管部门、国企和民企、大众消费者以及媒体舆论界，都应该从中得到更多启示和教训。在我们分析这场危机成因的过程中，除了将焦点集中在房屋贷款和金融市场本身以外，还应该尽快提高政府监管职能、提升社会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提升中国媒体记者本身的金融知识、建立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机制，并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理性投资行为、自律行为和守法意识。西方次贷危机的出现正好给中国政府、大众媒体、企业和股民面对股指从6000点骤跌到3000点的惨痛现实提供了一个反思良机。 (本文来源：商务周刊 作者：胡泳)
